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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加坡为什么和香港不一样?
南风窗 2019-08-30 15:48:00

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时期——社会形态,都有独到的社会控制工具。

说独到,是因为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共同的一个工具——暴力惩戒。在共性基础上,它们有各自的特色。

原始社会的控制,是小型共同体,是客观的也是自愿的同进退、共存亡意识。

奴隶社会,主要是暴力。暴力惩戒是共性,但奴隶社会的特性是极端暴力,恐怖统治。印证这一点,只要回到60多年前的西藏,看看那些肢体不全的农奴就足够了。

封建社会,运用的是等级。等级被普遍承认,大家各安天命,命苦不能怨政府。

在这里还要插入一个不知道属于什么社会形态的、自秦至清的、漫长的中国郡县时代,这个阶段的中国,控制工具主要是伦理。伦理起作用的基本单元——家庭,以及次级单元——宗族,同时还带着一点原始共同体的味道。

然后就来到了今天的世界普遍所处的时代——资本、商业时代。

这个时代的控制方式,主要表现为债务。这是一种“文明”的控制,因为它是契约性的,而契约的前提是平等自愿,因而它是讲道理的。当然,道理都是强者发明的,这在任何时代都不例外。

债务在合适的条件下就会集中。财阀,就是那些掌握了一个国家或地区(社会)相当比例的债权,从而能够左右社会转动的人或者实体。而且,这种控制是具有现代社会科学逻辑上的合法性的。

因此,它看似合理,却暗藏机锋。

债务控制

现代生活,是一种以负债作为典型特征的生活。

前现代或局部前现代的生活,很多东西是不要钱的,比如粮食、蔬菜、水、土地、沙子、泥砖、木头……不要钱不意味着不必付出劳动,而是说获得它们不必支付货币。需要货币,就意味着债务。

今天的现代城市人,太阳一升起就知道自己背负着多少债务:柴米油盐、物业水电、房贷或房租、车贷和油钱、奶粉纸尿裤……

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,有强制力支持的契约,决定了债务是刚性的。一旦负担不起,正常的生活就来到了终点。因此人们会感觉到,自己是绝对被动的——早晨一睁开眼睛,就要出去挣货币。所以说,现代社会是一个债务社会,现代生活是一种偿债生活。

债务会集中。我们知道,有价值的实物才是财富。所以财富集中是比较困难的,至少不可能无远弗届的。如果把财富在形式上转换为货币尤其是纸币以及电子记账时,那么集中就没有自然限制了。

最早的财阀,就形成于这样一个转换过程。

在欧洲,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,战争从宗教扩展到政治,在同一宗教里内部化,因此更为频仍。战争打的是钱。为了获胜,国王们以公共税收为抵押,从银行家那里借款;而银行家则以国王的债务为信用,发行银行券,把债务转移到国民身上,把财富集中到自己身上。

银行券最终又存入银行,实现债权回收。于是银行家就以一种几乎没有成本的方式,成了国家的债权人。他们凌驾于国家之上,成为现代意义上最早的财阀,英格兰银行、罗斯柴尔德家族、巴林银行,都是这类财阀的代表。

通过掌握信用进而左右战争胜负,他们由此可以支配、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的行为,并把自身利益深深嵌入国家制度当中去。他们掌握着国债,马克思说“国债,即国家的让渡”,让渡的是税收权和发钞权。

皇冠国际hg16在现代化后发国家和地区——主要是后殖民国家和地区,现代财富精英的形成没有赶上早期民族国家的混战时代,债务集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金钱与政治的勾兑,通过对政治人物的前期扶持或后期支持,获取特许垄断权。东亚、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,财阀集中以这种方式崛起。结果同样是“国家(政府)的让渡”,即公共权力被削弱、被钳制。

不管是以国债控制还是特许经营的方式取得债权集中,财阀最终形成了。形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被绑架,大众生活的损益,取决于财阀的利益。

人为恶果

财阀通过债务控制国家或地区,一定会给社会大众的人生制造一个天花板。

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一天花板压制,总有少数幸运者会因为各种机缘或通过特殊方式实现突破。比如东南亚或中国香港的一些财富精英,就是通过成为权力家庭或金钱家族的女婿而跻身社会顶端。然而这样的可能性毕竟很小,没有榜样意义。

大部分人,会生活在无力甚至无望之中。

在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力的救济的情况下,国家和地区越小,无力、无望的程度就越深。因为国家和地区越小,财阀能够掌控的领域就越是事无巨细、鸡毛蒜皮,而这意味着生活。

眼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香港。

财阀通过港英时代的权钱交易、钱钱联姻,特许与股权,控制了金融系统、公共事业系统,以及大部分的商业领域。人们的工作机会、水、电、交通、住房、药物、医疗和金融服务,以及日常必需品(零售),都是财阀的生意范围。

单个资本也许不能控制全部,但只要是有持续、稳定的收益的领域,几乎都笼罩在某个资本的身影之下。而这样的资本屈指可数,这少数人的身份都是一致的——财阀。

一个普通人,很可能是这样生活的:他在财阀的企业工作,工资存入财阀控制和占股的银行,用于购买或租住财阀建造的房屋、水、电以及交通服务,生活物资从财阀经营的零售超市采办,生病了到财阀经营的药房买药。甚至连居住地周边的商业生态,也是按照财阀的利益设计的——比如你需要过马路,天桥会直接把你送进一个商场。

远离香港市区的天水围,是一个巨大而密集的公屋群。财阀占据了中间的核心土地,建造了私人住宅区嘉湖山庄,环绕嘉湖山庄的公屋是与之隔绝的,住公屋的穷人不允许进入富裕者的区域。

嘉湖山庄内居住的富裕阶层是有消费力的,但内部商业直接由地产商包办,穷人无法获得他们的“涓滴”。港英政府与地产商还订立过一份不公开的约定,限制公屋社区的商业设施规模,以保证嘉湖山庄内商业设施的收益。

所以,偌大的天水围几乎没有什么沿街商铺,如果一个住公屋的人想要做一点生活配套的小生意,合法的形式是去一个由地产势力控制的叫“领汇商场”的地方租用商铺。

昂贵的租金阻挡了穷人,连锁店更容易占领机会,而连锁店的所有者经常又指向财阀。穷人只能忍受数小时通勤,去市区打工,并且把收入花在财阀经营的交通、零售的生意上。因为民生艰难,这里沦为一个罪案尤其是灭门案多发的“罪恶之城”。

香港是自由港,经济自由带来社会自由,因此也是一个自由社会。坚强的社会商业结构,是由行政特许和其他上层利益交易形成的。换句话说,这种市场自由是以市场不自由为基础的。

资金的进出自由是香港繁荣的重要制度后盾,因而这是自由最根本的内容,由此李兆基可以早早地在美国买进数万套房子,李嘉诚可以迅速把投资转移到英国。

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如此巨量资金,这种自由与之何干?

财阀控制,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。这种除了那些他们不感兴趣的辛苦、利薄的行业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,造成了“国家(政府)的让渡”,政府能力被弱化,必须看他们的脸色。

英国人在香港回归前开始突击作业,推动香港“民主自治”,一方面创造渠道让财阀势力得以直接进入或在幕后操控权力,另一方面则是此时已经不用对香港社会负责任,为了自身利益进一步建造一个弱势政府。

作为现代民主最早的实践者的英国,太了解民主的实现条件了。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,能够维持制度运转所必须的秩序。没有秩序,民主就意味着混乱,所以我们会发现,民主运作良好的国家,相同点是有充足的财力,能够维持从军队、警察到监狱的一整套强大的暴力机关,让民主不会脱轨。

深谙此道的英国,在离开前却是两条腿走路:一方面削弱政府,一方面推进“民主”。那么,当共识被抛弃时,谁来扞卫秩序和法治?

不一样的新加坡

自由市场必然带来财富的集中,平衡的手段就是强大的政府干预。

强大的政府,可以通过征收累进税、公共支出对弱势人群进行转移支付。但富豪们热爱香港的重要原因,是这里低税,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通过金融工具或其他避税手段转化为免税收入。这让政府的经济实力非常有限。

近在咫尺的对比就是新加坡。它和香港一样是一个城市社会,但李光耀建立的强势政府,给人民提供房屋、医疗、教育、交通等优质且相对公平的保障,让财阀无法生存,更不能挟持政府。这就会让人们的负债感下降。

如果一个社会被财阀影响或控制,普通人的负债感——一睁眼就要急切地去寻找货币的身不由己感,就与控制程度成正比。负债越多,人就会在行为上“老实”,因为无暇他顾;但也会在心理上怨恨,因为起早贪黑、腰酸背痛仍然无法摆脱负债重压。

因为财阀的控制是无形的,又是合法的、基于现代契约的,缺少抽象能力的一般人甚至感觉不到他们和自身生活的关系。怨恨需要出口,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概念,同时也强调主权在民,主权在民的其中一项内容是“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”。于是一般情况下反抗都是指向政府。

然而在香港今年的乱局中,那些街头抗议者不但手段错误(暴力),对象和方向也是错误的。如果诉求真的源于艰难的社会生活,那么作为攻击对象的政府事实上和“示威者”应该是联盟关系;而诉求方向非但不应该是所谓“民主”,而应该通过法治方式强化政府,把被侵占的公共权力收回来,使政府有能力保障民生。

李敖在2005年就曾忠告香港人:民主对你们来说太抽象了。

因为手段、对象和方向的错误,注定了它不会有结果。如果诉求获得部分回应,政府进一步削弱,还会巩固造成民生问题的真正根源。

东亚、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的财阀势力的形成,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——从殖民地到独立或回归的前后一段时间。这意味着,这是一个全社会一同适应的过程,也是一个基本政治、社会制度逐步确立和完善的过程。

掌握金融、产业的人,可以通过腐败等方式,让制度对自己有利。所以今天视为天经地义的那些制度,常常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不断修正形成的。财阀势力的巩固和扩张,与制度的“完善”同步,这事实上是通过经济绑架进行政治绑架。

民主是好的,但它是结果,而不是原因。在不撼动基本的经济结构的前提下,追求政府形式的花架子,不但不能解决问题,还会深化问题。这已经被许多经验论证过,也还会继续被证明。

怎么办

债务控制,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现代社会的运行法则,人们一定会厌倦,但无法改变和逃离。日本年轻一代的“低欲望”状态,是一种有限度的逃避,通过减少需求来减少债务。

财阀控制是债务控制的极端表现,因为债权从分散到集中了。原本社会结构固化就会带来天花板,财阀控制则把天花板继续往下压。

特朗普频繁指责美联储,尽管他有委过于人的嫌疑,但强大的私人银行系统劫持政府,成为“政府的政府”从而绑架民生,这在欧洲历史上以及美国当下,都是事实。

最近的恶果就是2008年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,银行“大到不能倒”,最后由美国普通人的负债来埋单。

这样的社会的确需要改变,才有活力和希望。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言:“当正义制度存在并适用于我们时,我们必须服从正义制度并在正义制度中尽我们的一分职责;当正义制度不存在时我们必须帮助建立正义制度,至少在对我们来说代价不很大时要这样。”

然而,理性至关重要。哲学家齐泽克就说,在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中,他当时就在纽约街头。“询问示威者们究竟想要什么,但却只得到了一些空洞的、道德高调式的答案。诸如,我们想减少腐败等等。当我问他们想不想要更多的社会正义、完全的社会主义、比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走得更远一点的时候,他们就哑口无言了。”

稀里糊涂的“革命”带来的只有代价,没有成果。

前述罗尔斯的观点,是他归纳的“正义的自然义务”的内容。他说,如果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,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去做要求他做的事情的义务。

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否正义,跟是否采用现代西式民主政府形式无关。新加坡不是西式民主,但人民不会怀疑它的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、人民生活是幸福的。

当人们试图改变社会的时候,最应当避免的就是把某种政治操作方式直接等同于幸福,又把混乱视为幸福正在实现的标志。这是许多被“赠送”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的血的教训。

但凡民主不是自生的而是移植的,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现代化上实现成功,也从没有得到过想要的幸福。

当社会被财阀在某种程度上笼罩的时候,人民的行动所指应该是加强法治,规范他们的活动边界,推动“社会的基本结构”趋于正义,而不是相反。

本文来源:南风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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